在浙江嵊州越剧的呼吸里,我听见一个村庄的黄昏

雨是忽然落下来的。我从东王村的村口往里走,鞋底踩着石板路上薄薄的一层青苔,差点打了个趔趄。那一瞬间,远处祠堂里飘来一句拖腔——像是“啊”的音,却比“啊”要复杂得多,拐了好几个弯,最后落在耳朵里,竟有些像刮风天屋檐垂下来的雨线,断不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越剧时的样子。不体面。也不风雅。可我愣是站在那棵老樟树下,听了足足五分钟。

嵊州东王村古戏台越剧表演现场
嵊州东王村古戏台越剧表演现场

一、水边的调子

一、水边的调子
一、水边的调子

东王村在嵊州的甘霖镇。车从市区开出来,路两边的田里种着花木,风一吹,泥腥气夹着香樟的味道往鼻子里钻。越剧最初的样子,就藏在这片田畈里。

清末的时候,当地农民在劳作之余唱“落地唱书”——说白了就是站在地上唱故事,不用化妆,不用戏台。唱的是田头山歌的调子,说的是村里村外的闲话。后来有人用稻桶扣在地上当鼓,用竹片敲打节奏,慢慢就有了“小歌班”。

我站在施家岙村的溪边,水声哗哗的。一个阿婆在埠头洗菜,看见我举着相机,笑着喊:“拍戏台啊?那边呢。”她指的方向,是一座老祠堂。祠堂的木头已经发黑,柱子上挂着褪色的红绸。走进去,戏台不高,台板磨得发亮。据说当年女子越剧第一次登台,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

阿婆说的“那边呢”带着很重的嵊州口音,“呢”字拖得很长。这口音在越剧念白里还能找到影子——软,糯,每一个字都像在水里泡过。

二、施家岙的那场雨

我真正坐下来看一场越剧,是在一个雨天。

演出在村里的文化礼堂。说礼堂,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塑料椅子摆了七八排。来看的多数是老人,也有几个小孩在过道里跑来跑去。雨水从屋檐滴下来,打在台阶上,滴答滴答的。

那天演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十八相送”。台上的祝英台穿着水袖,一个转身,袖子甩出去,收回来,轻轻搭在手臂上。没有话筒,声音却清清楚楚地送到最后一排。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越剧的唱腔不是唱给麦克风的,是唱给人耳朵的。

演梁山伯的那个姑娘,后来我在后台见到她。她刚卸完妆,脸上还带着油彩的痕迹。我问她学了几年,她说六年。“苦不苦?”她笑了一下,说:“小的时候练功,老师拿一根筷子夹在我们手指缝里,站墙根,一炷香的时间。”她没往下说,我也没再问。

不过话说回来——我在后台闻到一股味道。是松香和凡士林混在一起的气味。琴师正在给二胡上松香,弓毛擦过琴弦,发出吱呀一声。这种声音比台上的戏更让我觉得真实。

嵊州越剧演员后台化妆油彩细节
嵊州越剧演员后台化妆油彩细节

三、声音还在走路

三、声音还在走路
三、声音还在走路

离开施家岙的那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东王村。清晨的村子很安静,只有几只鸡在路边刨食。祠堂的门开着,里面没人,戏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坐在台下的一张条凳上,闭着眼睛想:如果一百多年前,有人坐在这里,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大概是田里的号子、山上的对歌、庙会上的宣卷。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慢慢发酵,长出了越剧最初的翅膀。

后来越剧进了上海,进了杭州。有正式的剧本,有灯光布景,有导演排练。可是你再听那些老唱段——尤其是“尺调腔”——里头还是藏着嵊州山水的潮气。

我在嵊州市区的越剧博物馆里看到一份手抄的唱本。纸已经黄得不成样子,字迹却还工整。上面画着工尺谱的符号,旁边注着嵊州方言的读音。讲解员说,这些唱本是从民间收上来的,有的是从老艺人家里翻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看那些歪歪扭扭的注音,忽然觉得——这就是越剧的根。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用嘴巴一口一口传下来的。

如今嵊州有很多越剧戏迷角。周末的时候,公园里、桥头边,有人拉着二胡,有人打着板鼓,唱的人不化妆,也不穿戏服,站在那儿张口就来。唱到高音处,旁边的人会帮腔。声音不大,却传得很远。

我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一个老大爷唱完一段,回头看见我,问:“哪里来的?”我说杭州。他说:“杭州来的啊,那你会不会唱?”我笑着摇头。他也不勉强,转过头又唱了起来。

雨停了。天边露出一小块淡蓝色的天。我从东王村往回走,鞋底上还粘着湿泥。越剧的声音就像这泥一样,沾上了就甩不掉。它不在台上,也不在博物馆里,它在洗菜的阿婆嘴里,在戏迷角的二胡弦上,在一个随便走进来的外乡人的耳朵里。

我想起那个练功的姑娘说的一句话。她说:“我们老师说,唱戏要贴着人物走。”

贴着人物走。这大概就是越剧活下来的秘密吧。

作者|fawen

排版|fa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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