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从嵊县田埂到留声机里的百年声腔

1906年春天,嵊县甘霖镇东王村,几个说书艺人把门板卸下来铺在稻桶上。稻桶当台,门板当戏台,唱的是《十件头》。底下围着的都是村里人——种田的、砍柴的、晒盐的。没人想到,这一脚踩在稻桶上的响动,能一路响到上海滩的戏院里。

越剧的开头就这么寒酸。没有大班社,没有名角,连个像样的台子都没有。但它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很多出身更“体面”的剧种还要好。

嵊州东王村越剧发源地稻桶搭台旧址
嵊州东王村越剧发源地稻桶搭台旧址

落地唱书:鸦片桶边的土腔

说“越剧”之前,得先说“落地唱书”。

这玩意儿诞生在清咸丰年间。嵊县一带的农民,农闲时串门卖唱,一个人或两个人,手里敲着三跳板——就是三块长条木板,打节奏用的。唱的是啥?佛曲、民间小调、还有自己编的顺口溜。你站在人家门口唱一段,主家给碗饭或者几个铜板。就这么简单。

唱书人有个讲究:不能进人家屋里。得站在门外、屋檐下、甚至猪圈边上唱。所以叫“落地”——落在泥地上,不是落在厅堂里。这身份卑微得很。但正因如此,它跟老百姓的日子贴得特别近。谁家婆媳吵架了,谁家媳妇受气了,都能编进唱词里。

嵊县这个地方,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少人多,光靠种田活不下去。所以出去唱书的人多。一来二去,唱书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副业。冬天农闲,男人们结伴出门,一路唱到杭州、嘉兴、湖州。走一路唱一路,这叫“沿门唱书”。

关键转折在1906年。那年正月,东王村的李世泉、高炳火几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觉得光站着唱太单调了,于是穿上借来的衣裳,脸上抹点胭脂,分角色演了起来。这就是“小歌班”。

说实话,第一次演出的效果不怎么样。天冷,看的人不多。但路子开了。

从唱书到演戏,这一步跨得很大。唱书是叙事,演戏是代言。唱书人等于说书人,演戏的人是角色本身。这个转变让越剧真正成了“剧”。

绍兴文戏:男班进城,女班崛起

小歌班后来改叫“绍兴文戏”。1917年,第一个绍兴文戏班进了上海。地点是十六铺码头附近的新舞台。结果呢?观众不买账。为啥?唱腔太土,台词太俗,行头太破。

但他们没放弃。回去改。学绍剧的武打,学京剧的身段,学文明戏的布景。再进上海,这回行了。

1923年,一个叫王金水的艺人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他在嵊县施家岙村办了一个女子科班。全部招女孩子。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戏曲界从来是男人的天下,女人唱戏?那叫“坤伶”,被人看不起。但王金水不管这套。他招了二十几个姑娘,请师傅教戏。这批人里,就有后来的“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

嵊州施家岙村女子越剧发源地古戏台
嵊州施家岙村女子越剧发源地古戏台

女班的出现,改变了越剧的走向。女声音域高、音色柔,适合唱抒情戏。越剧的调子本来就软,用女声一唱,那种缠绵的味道就出来了。男班渐渐式微,女班占据了主流。到1930年代,上海滩的越剧舞台几乎全是女演员。

不过话说回来,男班并没有彻底消失。有些地方还在演。只是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什么人为规定。

1938年,“越剧”这个名字正式出现。之前叫“的笃班”“绍兴文戏”“小歌班”。改名之后,定位清楚了:绍兴是地域,越剧是剧种。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十里洋场:袁雪芬与“新越剧”改革

十里洋场:袁雪芬与“新越剧”改革
十里洋场:袁雪芬与“新越剧”改革

1942年,上海。一个二十岁的女演员做了一个决定。她叫袁雪芬。

当时的越剧是什么样?幕表戏。就是没有完整剧本,只搭一个故事框架,演员上台自己编词。这叫“路头戏”。演到哪儿算哪儿。有时候演员在台上互相使眼色,临时加词。观众觉得热闹,但艺术上粗糙。

袁雪芬受不了这个。她从话剧那里借来了导演制,从昆曲那里学来了身段规范,从电影那里借鉴了舞台调度。她请专职编剧写剧本,请专职导演排戏。她自己出钱。这在当时是异类。

更关键的是,她演了《祥林嫂》。那是鲁迅的小说。讲一个农村妇女被封建礼教吞噬的一生。这个戏在1946年首演。台下有人哭,有人骂。但袁雪芬不改。

从此,越剧有了“新越剧”和“旧越剧”之分。旧的是传统老戏,新的是经过整理改编的剧目。新越剧讲究文学性、思想性、艺术完整性。这条路给越剧续了命。

1947年,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等“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这场演出震动了上海。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给越剧艺人建自己的剧场和学校。虽然最后没建成,但这件事让越剧从“玩意儿”变成了“事业”。

说句实在话,没有袁雪芬这批人的折腾,越剧可能就是一个地方小戏。跟很多别的滩簧剧种一样,自生自灭。

流派纷呈:那些留在唱片里的声音

越剧的流派,是听出来的。

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耳朵最先抓住的是音色。尹桂芳的尹派,醇厚、宽亮,像绍兴老酒。她的《何文秀》里那句“桑园访妻”,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你心里送。范瑞娟的范派,高亢、激越,适合演梁山伯这样的书生。傅全香的傅派,花腔多,跌宕起伏,唱《梁祝》里的祝英台,哭腔能催人泪下。

还有徐玉兰的徐派,华丽、奔放,演贾宝玉是她的绝活。王文娟的王派,平实、沉稳,演林黛玉不靠花哨,靠气息。戚雅仙的戚派,悲情、朴素,唱苦戏是一绝。

这些流派是怎么形成的?不是谁规定出来的,是各自唱出来的。每个演员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传统曲调的基础上做变化。观众听着好听,就跟着学。学的人多了,就成了派。

但流派也有麻烦。学得太死,就变成模仿。有的演员一味追求像某某派,把自己的特点丢了。这是传承中的老问题。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分寸在哪里?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越剧迎来了黄金期。《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追鱼》,一部接一部。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片子后来拿到国际上放,让外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这样一种戏。

1959年,越剧《红楼梦》在上海首演。徐玉兰演贾宝玉,王文娟演林黛玉。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那时候没有网络售票,人们半夜就去排队。有人带着小板凳,有人带着干粮。这是越剧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

从戏台到课堂:越剧怎么活到今天

任何一种老戏,最怕的就是没人看。

越剧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间比其他剧种早。原因很简单:它年轻。越剧只有一百多年历史,没有那么多“老规矩”要守。它本来就是从田埂上长出来的,不忌讳改变。

1980年代以后,越剧开始进校园。浙江、上海的一些中小学把越剧唱段编进音乐课。孩子们学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一定懂什么意思,但旋律记住了。这是一种“种子”。

2006年,越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非遗是好事,但也有隐忧。非遗意味着“需要保护”,说明它已经处在弱势。保护得好是传承,保护不好就是标本。

浙江嵊州办了越剧艺校。每年招几十个学生。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本地或周边地区。学三年基本功,再进剧团或者考大学。毕业之后留在这个行当的人有多少?不多。但总有人留。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个特例。1983年成立,招了一批年轻女演员。茅威涛、何英、董柯娣、方雪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角儿。小百花走的是“诗化越剧”的路子,舞台干净,表演细腻,不追求大场面。这种风格在国内外都拿过奖。

现在的越剧,观众结构在变。年轻人多了。这跟短视频有关。一段《新龙门客栈》的片段在抖音上火了,环境式越剧的票就卖光了。有人觉得这是好事,有人觉得这是噱头。

我说不好哪种看法对。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越剧需要观众。不管观众是从剧场进来的,还是从手机屏幕进来的。

嵊县的田埂还在。东王村的稻桶早就不见了。但那种在泥地里也要唱出来的劲头,还在。越剧一百多年,换过名字,换过腔调,换过衣着,换过舞台。唯一没换的,是它说人话、唱人情的那股气。

这股气,比任何一台戏都重要。

作者|fawen

排版|fa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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