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老街的青石板路，被八百多年的脚步磨得温润如玉。清晨六点，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蹲在中山大街122号的门槛前，用软毛刷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木雕缝隙里的灰尘——那是一组“八仙过海”的雕花斜撑，每一道刀痕里都藏着百年前工匠的手指温度。他没有穿制服，只是老街上的一个普通居民。但在高淳，像他这样把文物当作自家老宅来守护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高淳不大，藏在南京最南端，固城湖和石臼湖的水汽终年氤氲着这片土地。但就是这片小小的土地，却藏着让考古学家都惊叹的宝藏。393处不可移动文物，像散落在田埂、河岸和老墙根下的珍珠，从6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串到今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时，心里一震——平均每走两公里，脚下就可能踩着一处遗址。这种密度，让人走在高淳的每一条路上都不敢太大声，怕惊扰了地底下沉睡的先民。
薛城遗址是其中最老的一位。1997年，薛城乡卫生院在开挖新办公楼基槽时，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个6300年前的村落。那是南京地区已知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学者们称为“金陵第一古村落”。当考古人员一点点拂去泥土，墓葬、房址、土台逐次显露，马家浜、崧泽至良渚文化的层层叠压，像一本被泥土保存了六千多年的史书。出土的彩绘豆等陶器纹饰精美得让人难以置信——六千多年前的先民，已经在用画笔记录他们眼中的世界了。2013年，薛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遗址西区已经建成公园向公众开放，牡丹园里花开时节游人如织，出土文物陈列馆里一件件陶器安静地站在玻璃柜中。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这些，而是听说当地专门组建了一支志愿者讲解队。讲解员大多是薛城村的居民，他们的祖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讲起遗址来，语气里有一种天然的自豪——仿佛在说，你看，我们的祖先六千年前就住在这里了。
比薛城更“年轻”一些的，是固城遗址。那是春秋至汉代的古城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固城遗址内外出土过战国楚国的钱币、汉代的墓葬和窖藏。当地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赤壁大战前，周瑜曾在固城湖一带操练水军。真假已不可考，但当你站在固城遗址的土城墙上，望着远处固城湖的水面，风从两千年前的战场上吹过来，似乎真的能听见号角声。1992年固城遗址被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1995年升格为省级，2013年最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一次“升级”，都是对这片土地历史价值的一次重新确认。
如果说遗址是埋在地下的沉默者，那么保圣寺塔就是站在地面上的守望者。当地人叫它“四方宝塔”，是“高淳四宝”之首。相传始建于东吴赤乌二年，是孙权为庆贺母亲八十寿诞而建。这座四面七级的砖木结构楼阁塔，高31米，底层占地135平方米。塔身用特制的青砖平列交错叠砌，256垛砖雕斗拱精巧繁复。“近看似玉笋拔地，远眺若健笔凌云”——这是古人对它的形容，放在今天依然贴切。1982年，保圣寺塔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10月，塔园完成了门厅消险加固和石雕碑刻陈展提升，正式恢复免费开放。我去的那天是个周末，塔园里三三两两的游客轻声细语，一个孩子仰着头数塔有几层，数到第七层时兴奋地喊了一声——那一刻，八百多年的塔和几岁的孩子之间，有了一种奇妙的呼应。
高淳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文物——古戏台。据统计，全区至今完好保存着92座古戏台，其中4座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在江南地区数一数二。东坝镇的东岳庙戏楼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它始建于明隆庆二年，戏楼重建于清同治年间。1917年，东坝七姓筹资复建，由当地名匠李先春设计主持施工。戏楼单檐歇山式，三面环墙，一面观戏。正台脊高13米，面积140平方米，两侧子台各16平方米。最精彩的是正台的藻井——叠三层八角形，应用声学原理巧制，演唱时声腔产生共鸣，起到吸拢回传的音响效果。也就是说，在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台上的演员一开口，台下数千观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想象着百年前的某个夜晚，戏楼前人头攒动，锣鼓响起，台下叫好声此起彼伏——那种热闹，是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剧场都无法复制的。如今，高淳依托这些古戏台培育了21个本土文艺团队，村民们从单纯的“看客”变成了“主角”。戏台上不仅有戏曲演出，还有朗诵比赛、歌舞活动，甚至成了当地群众观赛欢聚的场所。文物“活”了，不是锁在玻璃罩里的标本，而是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2025年，高淳的文物保护工作又有新进展。中山大街122号和161号两处区级不可移动文物完成了保护性修缮。122号是一座约350平方米的典型明清民居，日常巡查中发现墙体开裂、木构腐朽。修缮团队严格按照“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墙体、格局和历史痕迹。161号则以其精美的“八仙过海”雕花斜撑闻名，施工人员用软毛刷和中性清洁剂手工清理雕花，对松动部位选用同质杉木、以传统榫卯工艺加固。同年，永定陡门入选第九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的运河水闸，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至今仍发挥着灌溉和防洪的作用。当地人给它取的名字来自桥身楹联“永绵磐石黎，定遂稻粱菽”——首字合起来，就是“永定”。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建筑，就是一座水闸，但500年来它一直在“上班”。这种“活着的遗产”，比任何被供起来的文物都更让人动容。
2026年，桠溪街道的王鹤林民居和阳江镇的吴家祠堂也完成了系统性修缮。前者是清代民居的典型，后者始建于清初，其“鹤颈”轩廊与八仙木雕极具地域特色。同一年，高淳公安部门将一起文物非法交易案件中追缴的22件文物移交给了区博物馆，其中包括国家二级文物西汉金饼。这些文物从黑暗的地下重见天日，最终走进了博物馆的展柜。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场不为人知的较量——与不法分子的较量，与时间的较量，与遗忘的较量。
高淳的文物保护，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这里有一支文保志愿者队伍，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2019年，区文保所表彰了8个“优秀组织奖”单位和45名“优秀志愿者”。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区博物馆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中有退休教师、有返乡青年、有在校学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巡查文物点、整理档案、担任讲解员。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就是日复一日地做着琐碎的工作——但正是这些琐碎，撑起了高淳393处文物的日常守护。
高淳人有一句老话：“出门山歌进门戏”。这片土地上的文物，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保护对象”——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记忆的载体，是乡愁的落脚点。老街上的青石板被一代代人踩过，四方宝塔的铜铃在风中响了八百多年，古戏台上的锣鼓声断断续续却从未真正停歇，永定陡门的水闸年复一年地开合。文物在高淳不是被“供”起来的，而是被“用”起来的——人们在古戏台上唱戏，在老街的明清民居里开店，在薛城遗址公园里散步。这种“活态保护”，让文物不再是历史的标本，而是继续参与着今天的生活。
从6300年前的薛城先民，到2026年站在保圣寺塔下仰头数塔层的孩子，高淳的文脉从未断过。那些与时光较量的守护者们，一代又一代，用最朴素的方式——一把软毛刷、一块同质杉木、一场义务讲解——把历史从泥土里、从废墟中、从遗忘的边缘，一点一点地抢救回来，然后交给下一代。这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做一件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而正是这些对的事情，让高淳的每一条老街、每一座古塔、每一方戏台，都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下次你去高淳，不妨放慢脚步。脚下的青石板可能已经八百岁，抬头看见的塔可能见过孙权，耳边隐约的锣鼓声或许和百年前某个夜晚的声响一模一样——而那个蹲在门槛前清理木雕的老人，也许就是这些历史的守护者之一。高淳的旧时光，从未真正老去，因为它们一直被认真地捧在掌心，温温热热地传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