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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李君如，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

40年前，我31周岁，在上海参加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当年的“小李”已经成为今天的“老李”。读小学、中学时常常感叹“为什么没有生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现在则感慨“能够经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变动是我们的荣幸”。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是上海这块热土培育了我，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造就了我的理论生涯。踩着理论创新的鼓点与时俱进，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恩赐。

理论探索的三种境界

作为党培养的理论工作者，我经历了改革开放重大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各个阶段。这里所说的“经历”，不是说参与了各个阶段重大理论的创新，而是说作为一名理论战线的小兵，一步一个脚印，经历一个又一个历史关头的考验，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回顾40年理论生涯，我深深体会到，在理论探索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能不能认识，敢不敢应对，是不是适应，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政党来说，都需要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这是我在去年出版的拙著《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中写下的一段体会。

什么叫“比较高的境界”？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顺应改革大潮、研究改革问题，要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到中流击水”，敢于触及现实的疑难问题；第二种境界是“胜似闲庭信步”，能够在风吹浪打中冷静思考和理性回答面对的复杂问题；第三种境界是“她在丛中笑”，取得再大的成果也不夸夸其谈，更不揽功邀名。

理论逻辑从来都是实践逻辑的反映。只有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才能选准理论课题、深化理论研究。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大潮还在滚滚向前。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到中流击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以顺应、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

“幸存者”与“幸运儿”

40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仅推动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而且为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脱颖而出提供了广阔舞台。

那时，我在松江县委党校做理论教员，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成为上海哲学学会会员。著名哲学家周抗是哲学学会会长，也是上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领头人。那时，哲学学会活动很多。我们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在一次研讨会上，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谈了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没想到，这个发言被加上“编者按”发表在《社联通讯》上。

不久，我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实习员。当时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周抗获悉我被录取的消息后说：“这个年轻人由我来带。”就这样，我走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殿堂。

后来，我作为周抗的助手，经常听到他用“幸存者”来称呼自己。当年，他们抗大一分校从大青山突围时，面对日本鬼子铁壁合围的大扫荡，警卫连两路纵队撕开一个口子，挡住两面来的子弹，保护党的理论工作者。领导给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下达的命令就是：往外冲，活下来。他含着眼泪对我说：警卫连长和战士们那么年轻，却为我们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工作，更没有任何理由谋私利。

周抗对年轻人既十分关心，又十分严格。有时，我在理论讨论中冒出一些过头话或片面性观点，他就教导：“事物是复杂的，理论研究不能简单化。反‘左’的时候要警惕右，反右的时候要警惕‘左’。好比走钢丝的演员，左脚迈出去，他手中拿着的横杆就要往右倾斜一点，右脚迈出去，横杆就要往左倾斜一点。不然，就会掉下去，不是从左边掉下去，就是从右边掉下去。”

他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李培南、罗竹风等，看到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十分欣慰。对于年轻人在理论研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老同志总是以爱护的态度来保护我们、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早点成熟起来。因此，他们如果说是“幸存者”，我们则是“幸运儿”。

回答各方面的质疑

我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起步的，最大的启迪是理论必须联系实践。因此，我十分关注改革开放的实践，努力用科学方法论去思考和回答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40年理论工作中，我发表了数百篇文章、40多部著作。其中，由《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得“中国图书奖”。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收集、编辑我的一些著作，计划出一部著作集。在重读和遴选这些著作的时候，脑海中浮现一幕幕场景。这些场景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实践出课题，我们做文章。

记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这些新思想，有的人感到不理解；有人还以强烈的意志，来维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观点。

因此，我感到要形成改革开放的舆论氛围，需要从“知”“情”“意”的结合上去努力。特别是，当我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中的观念现象后，发现人们的观念不是以单个观念的形式简单存在，而是各个观念相互联系以网络状存在。于是，我根据马克思关于“思想群”的论述，把这样一种观念结构称为“观念群”，提出在改革开放中要推进的观念更新是“观念群更新”，只更新一个观念而不更新与此相联系的其他观念，即使已被更新的观念也会回潮或被没有更新的旧观念同化。其中，核心问题是要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

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应邀到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中心组讲过，在上海许多单位讲过，对于促进解放思想、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作用。

面对质疑改革开放是姓“社”的还是姓“资”的声音，我认真收集资料，深入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之后，《解放日报》发表了我的长篇文章《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章见报后，报社和我收到许多来电，有肯定的，也有质疑的，反响如此强烈出乎预料。这篇文章后来获得全国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

特别是，文章发表不久，我接到老市长汪道涵的秘书来电，说汪老要见我。汪老明确提出，希望我把研究方向转到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来。他对我说，现在围绕改革开放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因为对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不够。赞成你联系毛泽东来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要回答不同方面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心问题是对市场经济要有正确看法。为此，我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发表了一组研究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

在我的理论生涯中，2003年3月到2013年3月的全国政协委员经历，是一个新的转型契机。在对人民政协的研究中，我越来越体会到，研究民主问题，不仅要研究本质，而且要研究实现形式。为此，我在《北京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从民主的实现形式上研究民主，至少有选举、协商、谈判三种形式，而不只是选举一种形式。人民政协的民主就是协商民主，有着选举民主所不具有的特点和优点。

所以，我退休前做的研究工作，集中起来就是研究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史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

“最后十里”要有决心信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同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面对错综复杂且变动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十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行百里”的结果和命运。对于已经踏上这“最后十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要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党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实践无止境，理论研究也无止境。面对错综复杂的实践，一不能回避，二不能浅尝辄止，三不能盲目乐观，四不能消极悲观，而要直面问题、深入问题、剖析问题、回答问题。

特别是，对于广大中青理论工作者而言，既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更要有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要敢于“到中流击水”，能够在风浪中“闲庭信步”，同时又能以“她在丛中笑”的精神正确对待付出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