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结构的变迁，而且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治理理念，需要重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现状分析

　　首先，市场的发展需要社会基础。产业和金融的创新边界取决于社会信任结构，而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往往决定了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量能。从区域内看，京津两地差异很大，北京社会组织数量比天津多60%，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也高于天津。

　　其次，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其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有效补充。未来在京津冀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市场一体化建设、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产业合作、资源合作开发利用、环境联合治理等诸多领域中，社会组织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帮手和力量。

　　再次，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责任”，是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前提。京津冀区域民营经济总量和活力不足，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如何破解体制机制创新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关键也在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鼓励和培育服务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商会、行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起自治自律的第三方责任。

　　此外，社会组织是区域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社会信任水平决定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高信任社会的运行成本低，反之就越高。“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越高的区域，创新能力越高，因此，社会组织也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力量。

　　建言献策

　　第一，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达成共识，围绕京津冀发展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关注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实现“政社分开”、党政机关人员在社会组织中的兼职限制，对以往社会组织发展依靠“权力”和“关系”资源的现象进行纠偏；另一方面，转换期的社会组织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以实现人力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建议学界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同社会组织的发展研究结合起来，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并通过财税政策手段鼓励和支持企业和个人对社会组织的资助。

　　第二，规范和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目前，津冀两地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和能力水平相对较低，一些社会组织目标不明、热情和活跃度不高、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专业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专业化发展的能力较弱。建议政府方面，一方面应注重社会组织骨干人员的培养和培训，加强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社会组织骨干培训班等人才选拔和教育培训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公共基础平台的建设，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投资建立社会组织大数据平台和数据管理中心，推进实现“互联网+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建议高校拓展相关专业，与社会组织横向联合培养所需人才，并鼓励大学生通过志愿者途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实践。

　　第三，强化和巩固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一方面要规范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合格准入、备案管理、动态审核、评价评级等监管机制，要求社会组织保持正确明晰的目标和宗旨，督促其诚信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抓好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引领和组织协调工作，确保社会组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总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内在地要求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实现社会的均衡持续发展。经验表明，通过社会组织的建设，推动社会实现网络化治理，不断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不但能有效支撑经济结构的完善和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而且也是治理现代化区别于传统政府管理的最为明显标志。

　　（丛屹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